我国学术界多数意见，认为《易经》成于殷末周初，成立的时候极早，本来的作用是卜占吉凶，作为行为的指导。古人迷信，对于自然界、命运、战争的结果、婚姻、建屋等等大事都不了解，惴惴不安，便占卦来作决定。《易经》的基本道理，是古代哲人根据观察事理和人生经验而得出来的教训，教导人们：万事变动不居，不会固定不易，物极必反，做事不可趋于极端。即使以现代的哲学来看，那也是极有道理的。一般认为，《周易》应当在西周初年即已成型。向来说是周文王所作，这未必为事实，但周文王根据传统资料，加以整理编辑，当有可能。

《易经》以八卦来表示，以— 表示阳，以 – – 表示阴 （现代西洋自然科学以+表示阳，以-表示阴，意思相同） 。《易经》的根本观念是阴阳，这本是道家的观念，后来为儒家所利用。

孔子对《易经》是很佩服的，似乎遗憾没有好好的学习它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《易经》的爻辞之后，有十篇解释经文与爻辞的文字，称为《易传》，或称《十翼》，儒家相传都说是孔子所作，但宋代欧阳修即表怀疑，近代学者如冯友兰、钱穆、李镜池、戴君仁、陈鼓应等诸位先生以充分证据证明非孔子之作，大概是战国较后期学人加上去的。

儒家的最重要经书《论语》中极少提到阴阳，孔子也几乎不谈阴阳。

阴与阳是中国人思想中极早出现的一种观念。本来是指日光的向背，向日为阳，背日为阴。中国的地名中阴阳二字甚多，一个地方在山峰或河流附近，太阳照到的称之为阳 （水之北、山之南） ，背着日光的称为阴 （水之南、山之北） 。在西周时代，周太史伯阳父即以阴阳二气来解释为什么发生地震，认为那是阴阳二气不能调和而冲击，因而发生地震。《红楼梦》中，史湘云向她的丫鬟翠缕解释阴阳的概念，就既浅明而又有趣。一般认为，天地宇宙之间，任何事物都有阴阳，所以电有阴电、阳电，人有阴 （女） 阳 （男） 之分。日为太阳，月为太阴。老子说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庄子更以为，阴阳二气是人以及万物的直接根源。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：“至阴肃肃，至阳赫赫，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，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。”

《易经》的原本本来很注重阴阳，但后世的传世本《易经》反而不大讨论阴阳的互济，可能是目前流行的传世本经过后世“尊阳贬阴”的儒门弟子所改动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《易经》，时代较传世本为古，对阴阳规律性的谈论反而更多且更好。李学勤先生著《周易经传溯源》一书见解精辟，其中说：“易卦由阴阳两爻构成，本来蕴含着阴阳说的哲理，故《系辞》云：‘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’但传世本经文的卦序，却很难找出合于阴阳说的规律性。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，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。”

《易经》中有八卦，以 — 表示阳， – – 表示阴，古代书写与印刷术不如今日，八卦重叠有时写或印时容易不清楚，用数字来表示就不易误会，而且以后谈到时易于引用。八卦每一卦都由两卦重叠而成，每一画叫做一爻，从下向上数上去。例如“泰卦”，是乾下坤上，画出来是 ，用数字来表示，阳以九代，阴以六代，第一画叫“初”，第二画叫“二”，最后第六画叫“上”，这泰卦写出来便是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六四、六五、上六。“同人卦”是离下乾上 ，用文字写便是初九、六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。

以数字代表符号是到了战国后期的《易传》才见之于书，所以拿九的数字代表阳，拿六代表阴，据我个人猜想，当时纸张笔墨尚未发明，战国人著书，用刀在竹简、木简刻画八卦， — 、– – 两种符号很易混淆，用九六两字代表就易得多，写在文字中不易误会。有人以为，阳必须九，其他数字不可，阴必须六，其他数字不可，这是混淆了两种不同观念，等于说阳电以十表示，阴电以-表示，所以计算阴电阳电的数据时只能加（+）减（-），不能乘（×）除（÷），因×÷不代表阴阳电也。其实传统的中国人并不这样拘泥，新年祝贺时常说“三阳开泰”，并不说“九阳开泰”，中医认为头部是手三阳、足三阳经络的六阳之会，所以称头为“六阳会首”或“六阳魁首”，并不称之为“九阳魁首”。“六阳正气丸”是一种流行极广的中药，并不需改称为“九阳正气丸”。

以战国后期之人的意见，硬要去约束殷周或西周时代的《易经》，未免是以后拘前了。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生肺结核，至近代才有肺结核特效药，论者指摘曰：何不使用特效药Rifampicin, Isoniazid去治林妹妹的病？薛宝钗送她燕窝，有什么用？尤二姐觉大限吞生金，痛苦不堪而死，现代读者指摘曰：尤二姐缺乏常识，何不服安眠药，痛苦就少得多了？

道家哲学一直认为阴阳并重，太极图中双鱼对称，阴盛则阳消，阳盛则阴消，阴阳完全相等，物极必反。阴渐盛，自少阴发展至老阴，阴盛极就开始衰，出现少阳、阳明、而至老阳，有一个循环转变的过程。强调阳刚而贬低阴柔，是儒家中某一派 （有人认为可能是子张之徒） 的观点。董仲舒更将阴阳之说用之于人事，尊阳贬阴，用以尊君贬臣、重男轻女。董仲舒《繁露·基义》：“君臣父子夫妇之义，皆取诸阴阳之道。君为阳，臣为阴。父为阳，子为阴。夫为阳，妻为阴。”儒家强调人伦之中，以三伦为纲：“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，儒家为了维持宗法社会中礼教的架构，将阴阳作了便利的解释。董仲舒之学在西汉大盛，《易传》中九阳六阴的代号更为人用作表示重阳轻阴，其实《易传》本身，也未必认为九比六更重要。

在世界各民族中，数字大致上并无特殊意义，西方人说七字吉利，十三不祥，六六六是魔鬼，都是后世的迷信。中国人、日本人不喜“四”，因与“死”同音，也非古俗。当代广东人喜“八”，因音近“发”，最近上海人认为“四”字吉利，因在简谱中为Do、Re、Mi、Fa之Fa，即“发”，表示发达、发财。

卜占本来以龟甲、牛骨为工具，但甲骨卜占不易，后来改采简易的方法用筮草。筮草常一五一十的来数，五与十这两个数字在术数家的说法中有了特殊意义。《易传·系辞》云：“天一、地二、天三、地四、天五、地六、天七、地八、天九、地十。”《乾凿度》云：“阳动而进，阴动而退。故阳以七，阴以八为彖。易一阴一阳，合而为十五，之谓道……五音六律七变，由此作焉。故大衍之数五十，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日十干者，五音也。辰十二者，六律也。星二十八者，七宿也。凡五十所以大阂物而出之者也。孔子曰：阳三阴四，住之正也。”郑康成注云：“五象天之数，奇也；十象地之数，偶也。合天地之数，乃谓之道。”到宋朝，刘牧有所谓“河图”，朱熹有所谓“洛书”，都是一大堆数字。冯友兰先生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说：“所谓象数之学，初视之似为一大堆迷信，然其用意，亦在于对于宇宙及其中各方面之事物，作一有系统的解释。”到后来历法、方位、日月、星辰、春夏秋冬、金木水火土、宫商角徵羽、政治吉凶、行军打仗、生辰八字、婚姻风水，无一而不与术数有关。

古人说到数字，远不如今人之精确。《吕氏春秋·有始篇》谓：“天有九野，地有九州，土有九山，山有九塞，泽有九薮，风有八等，水有六川。”地有九州，那是事实，天有九野，是哪九种野？就不详说了，这已接近于阴阳五行家的说法。

吾友台湾叶洪生兄有《论剑》一书之作，根据《易传》的说法而坚认“九阴真经”之名不通，盖《易传》认为阳为九而阴为六，所以应改称“六阴真经”，他说：“道家既无‘九阴’怪谈 （佛家亦无） 。”其实宋人黄裳撰写“九阴真经”，本为子虚乌有之事，而且他只研读道书，根本不理儒家所尊崇的《易经》，《易传》中之大部分当非孔子所作 （郭沂先生主张《易传》中的一部分可能经孔子整理） 可能是战国后期的儒门弟子 （或非儒门弟子） 所撰，虽内容甚佳，但黄裳先生自可以“我道不同”，置之度外。他硬要写《九阴真经》，别人恐亦无可奈何。 （你打得过他吗？） 吾友杨兴安兄在谈论拙作《月云》一文文末有注云：“台湾叶洪生在专著《论剑》中说：‘阳爻以九为老 （至阳） ，阴爻以六为老 （至阴） ’，认为无‘九阴’。友人严晓星查得道教类书中有《帝君九阴经》。‘九阴’一词，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。三国葛玄《道德经·序》有‘祸灭九阴，福生十方’之言。”《易传》是儒家及阴阳家之学，认为阳重于阴，因此阳九阴六，至西汉儒家为了尊君、尊父、尊夫，更大大的重阳轻阴，出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需要，并无适当的哲学内容。《九阴真经》是道家武学，主张柔能克刚，阴胜于阳，因此称为“九阴”。“降龙十八掌”特重乾卦，因此为阳刚武学，与“九阴真经”截然不同。

叶洪生兄研究近代武侠小说，功力深厚，惟将拙作小说中的胡思乱想，一本正经的考据一番 （《九阴真经》讲的是武学，与阴阳八卦、老阴老阳的术数完全无关） ，未免近于“觉远大师风度”了，作学问如此认真，令人佩服，只不过我的即兴空想并非学问。杨兴安、严晓星二兄辛勤为此小问题查阅道藏，极感。其实儒家、阴阳家在先秦均为诸子，《易传》混和儒、道、阴阳家诸说，阴阳家盛于齐东，喜浮夸虚妄，先秦学者称之为“齐东野语”，未必能为一切学问之权威根据。但阴阳家的术数理论，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。汉代经学主流是以阴阳家学说说经，王莽好符命，汉光武信纬谶，都有政治和宣传目的，宣传的宗旨是“主公应做皇帝”。后来古文家经学兴起，反对纬谶及阴阳家之言，但直到大学者扬雄，仍脱不了阴阳术数之说。扬雄撰《太玄经》，总原理为“一玄”，分而为三，共为“三方”，又各分为三，共为“九州”，又各分为三，共“二十七部”，又各分为三，共“八十一家”，结论说：“方州部家，三位疏成。曰：陈其九九，以为数生，赞上群纲，乃综乎名，八十一首，岁事咸贞。”太玄经的象数是“一与六共宗；二与七共明；三与八成友；四与九同道；五与五相守。”这些数字游戏，说来神秘得很，与方士神仙之道相通，到底有甚道理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似乎对之不必太认真，正如冯友兰先生所云，是“一大堆迷信”。

其实，我们把《易经》以及其中的《易传》当作是一种人生哲学以及宇宙观来阅读，可以见到很多深刻而有益的思想。《易传》由于吸收了大量老庄以及田齐稷下的道家思想，表达了富于哲理的对人生、人事、事物发展的思想，很值得作为我们思考的依据。

例如，《易经》强调阴阳两种矛盾力量的互相冲突，就像辩证法中所说那样，阴阳两种相反力量不断的在发展、矛盾、激化、消长、转换。辩证法认为一种力量压倒了另一种，出现了“否定”的结果，又可以“否定的否定”。《易经》则认为阴盛阳消或阳盛阴消只是部分的消长，一种力量增强了，另一种相反的力量相应减弱，而不必完全消灭，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。《易经》中有时一个卦阳多阴少，阳极多时阴完全没有了。到阳发展到顶点时又可一变而出现阴。所谓“亢龙有悔”、“履霜坚冰至”，都强调“物极必反”，“相反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来临”，有“自量变而质变”的含义。

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强调“变动不居”，“易经”之“易”，其中一义指的是“变易”，“丰卦”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”“损卦”：“损刚益柔有时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”“复卦”：“复，亨，刚，动而以顺行，是以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‘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’，天行也。‘利有攸往’，刚长也。复，其见天心乎？”《易经》把“有往必有复，往复循环”当作是天地的主要规律，人事也是如此。

《易传》中也发挥一些老子“柔弱胜刚强”、“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强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”的道理。但基本上是崇阳刚而贬阴柔。

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中教导人谦逊而不自满，不可贪心务得，所以“谦卦”、“损卦”都是好卦。喜欢释《易》的人常说：最坏的“否卦”比最好的“泰卦”更好。因为到了最坏的谷底之后，往后发展只能渐渐变好，到了好的顶点，往后只能走下坡，所谓“否极泰来”，“泰极否来”是也。

道家有“阳九”、“阴九”之说，都是指大灾难、大厄运，“阳九”指大旱灾九年，“阴九”指大水灾九年，平均数每八十年有一个大灾年。曹植《王仲宣诔》：“会遭阳九，炎光中蒙”，吊唁其丧。钱谦益《慈光寺》诗：“呜呼，卅年来沧桑逼阳九。”小说中用“九阳真经”、“九阴真经”是逆用其意，意谓武功本身之中，包含有重大灾难，必须谨慎使用。

我国古文辞中，确有“九阴”、“九阳”的名称，并不如叶君所云：“九阴不成立。”其实所谓“九阴不成立”，只是《易传》中不用“九阴”这个术语而已。黄裳钻研道藏，他的著作不必依据儒家“六经”中的《易经》，即使重视《易经》，也不一定要重视战国时儒门弟子所私撰的《易传》，更加不必重视西汉董仲舒为了尊君、振三纲而强调《易传》中尊阳贬阴的不平衡观点。王莽、汉光武搞符命、纬谶，是一种宣传“天命在我”的政治行动，道家的武学著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。

在我国古文辞中，“九阴”表示阴气极盛，《葛仙公道德经序》：“祸厌九阴，福生十方。”意谓阴气极盛有祸，又指极北的幽冥之地；柳宗元《天对》文中云：“爰北其首，九阴极冥。”湛若水《交南赋》：“烛九阴于赤水兮，觌冯夷之幽宫。”冯夷为水神，居极北之地。“九阳”指太阳或日出处，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：“沆瀣当餐，九阳代烛。”《楚辞·远游》：“朝濯发于汤谷，夕晞余身兮九阳。”稽康《琴赋》：“夕纳景于虞渊兮，日晞干于九阳。”在《神雕》及《倚天》小说中，“九阴真经”的宗旨极重阴柔，是老子的道家之学；“九阳真经”的宗旨是阴阳调和及互济，纠正道家之偏。

武侠小说中的门派、人名、招式、功夫等等，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创，可以批评其名称不雅、违反常规、不合逻辑，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，来批评唐朝人的著作。什么“辟邪剑法”、“葵花宝典”、“独孤九剑”、“降龙十八掌”、“凌波微步”、“九阴真经”、“九阳真经”等等，全是金庸的胡思乱想，等于是令狐冲和岳灵珊所创的“冲灵剑法”。桃谷六仙如宣布已创制成功“桃谷六神功”，只金庸可予以制止，不令宣布，别人大概也没有什么法子，不能批评其“六神功”不妥，以“七神功”较合。你如能辩得赢这六位仁兄，放弃原意而改采阁下建议，阁下已有资格列入“桃谷七仙”了。

“九阴真经”、“九阳真经”之名，系撰作人黄裳先生及另一位无名高人根据道书而撰作，与儒家无关，与儒家尊为六经之一的《易经》无关，更与可能是战国后期甚至是秦汉时始成的《易传》无关。《易传》方创九阳六阴之说，黄裳与无名高人全当他们是“放那种气”。正如老子的哲学中有若干朴素的辩证法，岂能以后世黑格尔、恩格斯、马克思之辩证法来指摘老子乎？老子曰：“知其白、守其黑。”此“黑”，非黑格尔也；公孙龙子曰：“白马非马”，此“马”，非马克思也。

少年读者要学习《易经》，可参读朱伯昆、高亨、张岱年、钱穆、侯外庐、任继愈、李镜池、冯友兰、李学勤、陈鼓应等诸位先生的著作。我的小说中所说的“九阴”、“一阳”之类，属于游戏文章，并无真正的实际意义，不必认真注意。